每期邀请一位或一组,素人或明星来到这里,聊个人的生活和经历,谈个体的想法和见解。不代表所有人,更不涉及任何拉踩。
希望这些故事汇总在一起,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,带来一些新的思考。
2020年秋天,52岁的春香和60岁的丈夫来到深圳求职,想要在这座高速运转的超级都市找到一份工作,攒下养老钱。
女儿张小满,此时已经在深圳工作快十年。父母的到来,让她和丈夫原本就狭小的房子变得更逼仄——「客厅没有餐桌,只有三只并排的与电视柜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,我们吃饭、喝茶都在这里,也方便移动。厨房和厕所都只能容下一个人。阳台属于猫和植物。到处都是满的,我们夫妻和父母四个人同时在家时,就会交通拥堵,时常要为猫让道。」
于是,透过母亲的眼睛,小满看到了有序运转的都市背后那些粗糙的手,看到了底层打工人脆弱的处境,看到了一种庞大而无解的生命消耗。
但与此同时,一种蓬勃的女性生命力也由此生长,劳动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意义。逃离农村女性代代相传的命运之后,她们得以通过个人的劳动,步入更广阔的人生。
「我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“螺丝钉”般的工作,在高速运转中印证自己的价值。我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候,我知道妈妈也同时在工作。在晚上,她会给我带来跟我职场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然后我可以在节假日把故事写出来。在疫情纷纷扰扰的社会大背景下,这种合作让我获得一种宁静的秩序。让我感到我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,在工作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“飞地”。」
聆听,讲述,创作,构成了这对母女共同的飞地,也令在系统中麻木运转的我们,看到了一种罕见的真诚。
她念书时,母亲一直在外地打工,只有很少的时候才会回到她身边。在书里,小满写到自己高考后的暑假,和母亲住在矿区的临时工棚里,每天给二十多个工人准备饭菜。只不过彼时的她无心关怀父母在经历什么样强度的工作,她只是迫切地等待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想要“结束在工地又热又脏的日子”。
在此之后的大学生活里,她们也依然维持着这样平淡却疏离的相处模式。考上大学的女儿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令母亲满足,而母亲对自身未曾经历的学习生活也有着无限好奇心。
她会问小满很多私密的问题,比如有没有谈恋爱,有没有喜欢的男生,大学生活是怎样的?彼时年轻的小满没什么耐心,她总是避开母亲的盘问,敷衍着逃过。
“我这么对待她的时候,她就很生气,会说你现在长大了,翅膀硬了什么的。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又要有一场冲突了。”
事实上,春香与小满的冲突几乎贯穿始终,区别只在于如何理解,如何给对方台阶。
她和母亲处于不平等的权力地位中,需要依赖母亲获取学费和生活费。面对母亲的辛劳,她有羞耻和愧疚。但与此同时,青春期特有的敏感又令她无法与粗糙的母亲共情,她会拒绝母亲给自己的校服打补丁。
自己经济独立之后,她开始思考和母亲的关系,也学着从女性的视角、从社会角色的视角去回望母亲。
“我也会碰到很多工作上的问题,当时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,她在工作中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这时候,其实是一个女性对于另一个女性的看待。”
而当妈妈搬来深圳与她同住之后,这种精神上的理解又会很快地被琐碎生活中的摩擦所取代,再次变成一种无解的纠缠。
春香看不惯小满的花钱方式,不理解为何需要每年花大几千块养猫,在小满拿回装着衣服的快递时皱紧眉头,而当谈起婚育话题时,两种生活观念的碰撞会更为剧烈。
她总会怀疑小满在给她脸色,总是更习惯呆在自己的房间,做饭打扫卫生时总是要征询女儿的意见。当情绪爆发后,母亲总是会说出极端的话。只不过和当年怒斥女儿“翅膀硬了”相反的是,如今她的激烈言语会表现为:“我要回老家。”
自认为“寄人篱下”的妈妈,如今转换身份,变成了亲密关系中敏感和逃遁的那个。
「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,越意识到,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。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,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。」
相较于代际冲突,小满更倾向于认为母女之间的隔阂是性别处境下的冲突差异:“女儿太懂母亲,母亲太懂女儿。”
她们知道怎么样戳中对方的心窝子,知道对方内心的软弱在哪里,总擅长一招制敌地指出对方身上的不堪。
但这也正是母女关系之所以复杂困顿的地方,她们在狭小的空间内终日纠缠,时刻抵抗,却又彼此成为,彼此依恋。
她们以一种互相排斥的方式共生,谁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决定谁的生活,谁也不肯让渡自我的权力。她们是都市丛林中两个谨小慎微的弱者,却也在亲密关系中一次次转换权力地位,一次次重新连接,彼此捍卫,逐渐强硬。
她开始注意到城市卫生清洁背后的人,开始探寻保洁的工作轨迹和工作流程,开始聆听母亲所谈论的附近的世界。
就像是磁带的两面,小满目睹的深圳,是一尘不染的写字楼,相当干净的公厕,窗明几净的公共场所,生机勃勃的绿植。
马桶和小便池常有人不冲水,垃圾篓里的纸巾和卫生间散落一地,马桶盖上有跷脚架手的人留下脏印子,楼梯楼道总有烟头烟灰,地板上和马桶里永远有满地毛发。
「最可怕的是奶茶杯子。母亲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处理过无数奶茶杯子,但没有一杯奶茶是真正喝完的。奶茶从杯子里淌出来,粘到垃圾桶的纸上、塑料上,甚至滴到地毯上,变得湿淋淋、黏糊糊。她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,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,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,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,这样才不至于让废弃的奶茶液破坏更多地方。」
在一线城市白领随时随地来一杯下午茶的今天,若不是小满写下这本书,没有人能够想象到,一杯没喝完的奶茶会给保洁员带去如此繁琐复杂的工作量。
有人在厕所隔间里一呆就是几十分钟,怎么也不出来;有人在洗手间里约定见面时间,像是要换工作;有人在楼道里抽烟,一边抽,一边咳嗽;有人坐在电脑前头都顾不上抬,就像是被吸了进去。
「她也发现,年轻人越忙,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,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。」
小满说,母亲有时会同情现在的这些年轻人。甚至觉得如果年轻人能够有条件躺平,也不是一件坏事。
而小满自己,作为写字楼里忙碌的一员,在更多的时候会与母亲口中的那些年轻人感同身受。
小满在书里多次写到匮乏感,也写到她读书的岁月。穿过农村,穿过小镇,穿过城市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,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,她在搭车去学校时必须与讲黄段子的乡民共处。
「那时候的我没办法理解,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,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,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。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,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,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。」
与其说是怀抱着出人头地的理想来到深圳,倒不如说,是带着对“陷入泥沼生活”的恐惧逃离农村。
母亲的匮乏感是显性的,她舍不得扔掉任何可以修补的东西,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节省钱财,很少表达自己想要什么,对价格异常敏感。
而她的匮乏感则是隐蔽的:年幼时得不到满足的物欲,需要靠买衣服来完成对匮乏的“复仇”;工作中得不到满足的成就感,也常常有必要进行日常的对抗。
他们经历了更多的时代变革,经历了一种波浪式起伏的人生。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,都能够很快地接受现状,找寻解法。
这也是为什么,春香可以忍受着脏乱差和异味,一次次把那些污染物收拾干净,让城市回到井然的秩序中,让小满这样的年轻人可以无知无觉地享受着干净的都市。
甚至对于她们来说,能够在城市工作是一种幸福,是她们在家庭中获得话语权的基础。这些来工作的保洁员、清洁工,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,却被深圳接纳了。
当我们以更广阔的维度来理解这一类老年女性群体之后,我们也可以在匮乏的时代,获得柔韧的力量。
「当我慢慢的变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,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,我才发现,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,但并不同频。在母亲的记忆里,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,便陷入了坍塌状态,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,才又在废墟上重建。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“家”这个字展开,她总能记得共同生活的亲属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,让人惊喜。我从进入母亲的记忆开始,尝试去理解一个与女儿分离多年、历经磨难的女性。」
她们会谈到外婆自杀对母亲造成的影响,谈到小满个人选择婚恋对象时母亲的愤恨,谈到母亲嫁给父亲的不甘与落寞。
随着文稿的推进,春香在小满的眼中逐渐立体丰满,显露出生存智慧和抗争精神,带有一种生猛的女性觉醒力量。
“女性其实一直活在一种不安当中,好像对什么样的事情都无法完全信任。我觉得我妈就一直活在一种抗争、一种不妥协当中。这种东西也带给了我力量。当我处于一成不变的生活,或是处于一个糟糕状态时,我也会选择以一些任性的方式来抗争,来寻找自己的轨道。”
不只是母亲,还有姑姑、外婆、母亲的同事、母亲的故友......当小满带着书写的意识重新再回到故土,与那些曾经迫切想要逃离的命运再次交手时,我们也可以在她的具体感受里看到叙事权的觉醒,一种个体经验的诉说渴望。
如果放置在宏观的历史来看,春香的故事当然是单薄的,但如果以切身的个人史来看,她的韧性与执念,几乎能看作是一个庞大群体荡起的风暴。
小满说:“我觉得很多中老年女性是非常孤独的,长期处于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里。很多母亲会跟我说,觉得被自己女儿嫌弃,感觉自己观念僵化,我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孤独在她们之中的。那若能够让她们知道,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春香的人,在跟她们经历一样的事情,也许就会让她们感觉自己没那么孤单。”
“我感觉自己是女人。一个写东西的女人,仅此而已。我不觉得自身是单一个体的存在,而更是一个经验、社会、历史、性的决定以及语言的总和,并不断地与世界(过去和现在)对话。”
“对于很多表达者或是写作者而言,书写意味着理解,也代表着找到一种自我。当她们开始写下母亲的处境,就好像抵达了母亲的人生,也理解了女性的身份处境。”
当女儿写母亲,当女人写女人,每一种当下都值得记录,每一步来路都值得追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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